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总第(58)期论近代中B之学西方翁有利[内容提要)近代中日学西方有诸多不同。日本从铲除封建专制人手，全国上下一致，多侧面、多方位地学，所以成绩较大。中国由于受封建政府主流派的限制，未能造成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局面，加之或囿于传统文化，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所以只学了一些皮毛。据此本文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近代历史上都曾走过一条向西方学习，以实现各自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从表面上看，两国学习西方颇为相象，但实际上又相去甚远。“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不是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吣为什么呢?研究与探讨它的原因，对我们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就中日近代学西方的问题，作一对比分析。方法与途径向西方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中国和日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近代的中国和日本，正式学西方是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开始的。中日两国一些有识之士看到西方军事上的强大，认识到自己不如人家，于是首先提出学习西方的的主张。鸦片战争后，中国以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日本在开国后，改革派左久间象山等也提出“集万国之所长”，“以夷之术防夷”的思想。表明两国开始学习西方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学夷之“长”或“术”来“击屯起”或“防夷”。然而，对什么是“长技”，怎么学尸长技”，两国的认识和做法却存在着明显不同。魏源认为西方的长主要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④主张发展本民族的军事工业，改进中国的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加强国防能力。但其眼睛只是盯在西方物质文明的一个侧面——先进的军事设施。之后，洋务派学习西方开始注重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西人之谋富强，工商业为先。岣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康梁维新派注重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到什么就学什么，需要什么就学什么，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侧面加侧面近乎于全——2Q——面，但在阶段上就显得单一、片面，不同时期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日本在开国后，虽然也是从军事上开始学习西方的，便很快就认识到“夷之大炮船舰，医学之法，天地之学，于吾皆有用”。⑥要求“仔细探索当今西方各国海陆兵制沿革，政事得失，人物善恶等情，以裨海防之用。ue提出要广派人员到西方学习考察。在明治维新前派出了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使节团，带着具体的考察项目，全面了解西方。这些项目是：(1)“研究制度法律之理论及其实际之贯彻执行”；(2)“通过关于理财会计的法则、租税法、国债货币、官民汇兑、各种保险业等，研究贸易、火车、电线、邮政之公司、金银铸造厂各工厂之方法、规则”；(3)“研究各国教育之各项规章，即国民教育之方法。”使节团带此项目在国外考察近两年，游历十余国，其调查成果由各省(部)分别整理归纳为《理事功程>)共4l册，使日本对西方世界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方针，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学习西方。可见，日本学习西方，是在对西方有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学习，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在学习方法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地主阶级改革派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说明他们要用西学以补“三纲五常”之“阙”，治封建制度之“疾”；⑧戊戌维新及辛亥革命或受封建政权的束缚，或带有封建的局限性，他们对外来文化都难以接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又出现了“消化不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倡导的学习西方、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有些人却主张“全盘西化”。“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说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Q9他们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二十四史，浓血充塞”。@胡适就曾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不如人。”《e因此，他宣布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日本开国后学习西方，开始的时候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幕府统治，但后来在学习中逐渐学到西方资产阶级在富强之前对待封建专制政府的态度，认为：“现在我国如果想学西洋各国致强之道，就应研究英法未强盛之前，有过内战，俄国在百战危难之中强盛起来的情形，以他们为模范。uo大久保利通表示：“如不准备兵力，张起声势，显示大计已定，来为朝廷尽力，就很难打开局面。*于是进行了戊辰战争，提出“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俸禄改革等，深入清算封建主义。·用战争推翻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点，中国不如日本。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学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这比日本已晚·了近半个世纪，况且又被袁世凯所篡夺。这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时机已过。质量与效果近代中日两国学习西方，因学习的方法与内容不同，因而在质量与效果上也就相差甚远。．首先，中国人学西方，从地主阶级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认为学习西方是决策者、社会上层的事，根本不涉及老百姓。所以，中国学习西方，也只能扁限于一小部分人，如朝廷中的开——30——明臣僚、上层知识分子等等。由于他们的弱点，没有发动群众形成全国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局面。日本明治维新颁布《五条誓文》指出：“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求知识于世界。，，《o明治政府把学习西方看成是涉及全民的大事，号召并领导全民进行学习。其次，在学习的具体内容上，中国与日本相差很多。中国学习西方的倡导者，由于他们对西方世界的了解甚少，所以，他们所倡导的学习西方，就象蜻蜓点水一般，只学到一些皮毛。他们不能制订出具体的计划，学习的目的也不正确。李鸿章就洋务派编练新军、制造枪炮一事曾说：“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内容。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提出终归是提出，绝大多数没有付诸实施。例如在学习西方发展教育方面，日本学习西方要比中国学得全面、具体，例如积极注意发展教育，他们认为“皇国前途其根本在于兹，是为最大之事也”。《9明治维新开始后，建立文部省，颁布《学制》、《教育令》等许多教育法令，采取措施，在学习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富强日本的人才。基点与条件中日近代学西方，所以出现不同的结局，不是偶然的，首先，封建专制统治的存在是近代两国学习西方的最大阻力，但阻力的大小不同。马克思说：“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峋中国封建统治、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要强于日本，因此，对商品经济的冲击具有很强的抵抗力。中国的地主制经济结构，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地主、封建官僚及大商人都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对商品货币经济顽强抵制，很难从中分化出一支离心力量。日本是领主土地所有制，自身调节力差，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下，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武士和新地主两支叛逆力量。他们受商品货币经济的影响，易于接受新思想。在政体上，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使中央与地方政治联系紧密，地方政权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无独立性。不仅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活动受中央严格控制，就是光绪皇帝的革新诏书，也在慈禧太后的顽固派的抵制下变成一纸空文。在日本是集权之中有分权，日本的地方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其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特别是西南诸藩，通过采用洋式军备学习西方，变得更为强大，不仅抵御住幕府的讨伐，后来还参与倒幕运动，推翻幕府统治。这样，日本学习西方来自封建政权方面的阻力消失了。其次，中日两国在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亦有差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虽然光辉灿烂，但有些是太久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中国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在需要吸收西方新的思想文化的时候，却始不肯放下自己天朝大国的架子，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根本不需要引进，他们“视西学如仇”，“斥之为夷狄”。。统治者的态度，限制了向西方学习的广泛性，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后，一些人出于对封建专制的痛恨，认为封建社会积累和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开始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前后两种倾向都不能使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相融合，都不是很好地学西方。日本虽然也形成了自己一3]一的传统文化，但这种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朝鲜、印度等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有引进外来文化的传统，所以在近代学习西方过程中比较少地象中国那样受传统文化的限制。虽然也曾出现过全盘西化的“鹿鸣馆时代”，但很快就得到纠正。再次，学习西方离不开国家政权的力量。日本之所以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学习西方并取得成功，是因为明治政府起了主导和决策作用。明治政府在全面了解西方的基础上，把学习西方写进政府的施政纲领，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并在国内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学习西方学有成效。中国处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下，主张学习西方的是与当时执政的主流派相对立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当时的国家政权对学习西方没有、也不可能起主导和决策作用，因而，中国学西方单一、片面，最后失败。最后，国际环境的优劣，对两国学西方也有很大影响。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都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但是，两国遭受侵略的程度不一样。中国接连不断的战争，割地赔款，是日本所不能比的。另一方面，中国较早地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客观上成了日本的一面挡箭牌，中国地大物博吸引西方列强前来侵略掠夺，中国人民英勇的反侵略斗争又拖往了列强，使之无力向周边国家扩张。这对于日本，无论是学习西方，还是改革内政，都是有利的。日本久坂玄端就说：“英法之所以未能随心所欲地对皇国大动干戈，就是因为中国的太平军声威雷震所致。岣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为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经验与教训，第一，救国与革命。近代中国和日本选择着学习西方的救国之路。然而，封建专制统治顽固地阻挠着学习西方，对此应该怎么办?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领悟到西方国家在未富强之前都打过内战，都对封建旧制度进行了革命。于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向封建制度开战，进行倒幕战争，推翻了幕府统治。从此，进一步深入地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维新变法挽救了国家。中国没有尽早地以革命的方式摧毁封建制度，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却又被袁世凯的独裁所取代。因此，同是学习西方，中国就没有象日本那样，未能摆脱危机，仍是处于封建落后的局面。·第二，开放与自强独立。近代开始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国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胆开放，全方位、多角度地学习西方，改革内政，使自己强大起来，独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由于主、客观原因，学习西方没有象日本那样完全彻底，加上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结果，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没有自强独立，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三，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日本特别重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教育的基础和我国差不多，但日本认识到，西方国家都是重视教育，于是派出岩仓使团，出国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及人才培养，通过明治维新进行教育改革。从——32——·普及初等教育入手，由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并注意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积极地促进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峭中国的教育则始终落后。第四，学习西力‘，不是全盘西化。中国和日本封建社会末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学习西方不够好，使这颗萌芽的种子因为没有吸收到足够的养分而不能发芽生长，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百般摧残了它，使其长期处于孱弱状态。日本学习西方则恰到好处，使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近代日本学西方，并不是“全盘西化”。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中说：“纵使西方文明高出日本数倍，也未必尽善尽美，其缺点亦不胜枚举。我们既不能相信西方风俗全是好的，也不能怀疑日本的习俗全是坏的”。应该“取彼之长，补我之短”。@日本学西方，是从日本的实际出发的。岩仓使团出国考查的原则就是要以“研讨日本能予采用和实施的方法作为目的”，要求“凡于我国有益之事皆应研究熟览”。④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到一起的结果。·注释：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675—670页。②④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⑧左久间象山：《日本思想大系)44卷。⑤薛福成：《庸盒全集·筹洋刍议》。⑥⑦大栈玄泽：《兰学阶梯：御海》，《日本思想大系》64卷。⑧酬岩仓使节研究n62页。⑨张之洞：《循序}，《劝学篇}上篇。⑩《毛泽东选集冶订本，789页。@吴虞：《消极革命之老庄》，《新青年》3卷2号。⑩《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三版卷一。⑩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⑩并上清：《月本现代史》26l页。⑩转引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1984年版38页。⑩李鸿章：《进呈日本明治政变考序年。⑩《岩仓公实记》中卷，转引自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1页。⑩康有为：《与洪给事有丞论中西异学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2月。@转引自黄振等著：《世界近代史重点和理论问题研究J，，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C日)文部省调查局编：《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转引《jC京日报01987年1月16日。(作者简介)翁有利，男，30岁，1986年毕业于四平师院历史系。现任四平师院历史系助教。——33——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总第(58)期简评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崔丕军王伟[内容提要)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是对资产阶级分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出他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是中国政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遗产。但由于它本质上没有超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分权主义，所以在中国也终于不能实现。在当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已经发生“和平演变”，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步步紧逼的特定环境下，对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作进一步探讨，对我们更自觉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和平演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孙中山非常重视“五权分立”学说，把它看作是民主共和国之命脉，他曾把自己的学说概括成／外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五权宪法”就是实行“五权分立”制度的宪法原则)。·1．“五权分立”学说“五权分立”是孙中山在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基础上，分立演化发展而来的。“三权分立”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来掌握，由它们各自独立地行使职权，以形成三种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平衡，其实质就是以权力对抗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对这种“三权分立”，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这种分权只不过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的分工罢了”。(z)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种国家机构的分工来制造民主假象欺骗劳动人民，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是除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确定为“五权分立”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国家机构中设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彼此独立又互相联属，成为国家机构的基本框架。孙中山提出“五权分立”的发展点是为了纠正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弊端，探索更为妥善的方案，以保障国民的权益。孙中山认为在三权之外加上考试院和监察院，可以克服政府用人制度上的埋没人才、任人唯亲和官吏的营私舞弊、擅权妄为行为。因此，他坚信：“中国相传之考试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以济欧美宪法之穷”，“亦矫选举制度之弊”。他说：“我们要中外的精华，防——34——止一切流弊，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上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②孙中山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已日趋没落，政治上流弊层出不穷，因而试图以五权分立制度超越三权分立的原则，探讨理想的政治制度，充分显示了他的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忠于民主主义的可贵精神。2．“五权分立”学说是对资产阶级分权理论的发展和贡献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在形式、内容和思想深度上，都较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更具有彻底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精神，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是建立在君主立宪政体上的，虽·然反对君主专制，否定封建主义，但仍然允许保留君主的某些权力，主张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下对君主的权力予以限制，从而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带有温和的妥协的色彩。而孙中山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态度上要坚决得多，在对待平民的态度上要较西方资产阶级温和得多。他以革命精神阐述民权主义，以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有而私立为基本原则，不仅否定君主专制，而且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包括“议会专制”。他指出：“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②这表现出孙中山决心永远根除君主专制的彻底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其次，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批判了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不完善，针砭其缺点和流弊。具有一定的对旧事物改造创新的精神，比较鲜明地反映了孙中山的革新思想。孙中山在1924年评价英国宪政时说：“到了现在，并不是行三权政治，实在是一权政治，英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实行议会政治。所谓以党制国的政党政治。”④他也曾对美国宪法持批判态度，指出：由兄弟研究的结果，掌得美国宪法里头，不完备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流弊也不少。……所有不完善和不灵敏的地方，世人也是渐渐知道了。”可见孙中山对三权分立理论以及英美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教条主义地盲目地崇拜，而且看到了它的缺点和流弊，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以改革为己任，去寻找他所认为的更为合理的政体和关于分权的理论，同时结合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监察的特点，认为考试权和监察权可以有效地保证对合格官吏的任用和对不合格的弹劾与罢免，因此，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是以对旧事物进行改造的创新姿态问世的。再次，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和全体国民的角度出发，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思想。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分野，主要不在于形式上多二权或少二权，而在于两种分权论的基本精神和目的有所差别。孟德斯鸠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为了与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分权；而孙中山讲的是：“国民平等之制”，使“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所贵贱之差，贫富之别。*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主张，深刻渗透着民主主义精神。正如列宁所称赞的“孙中山的纲领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地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允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革命”、中国立宪政策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⑦3．“五权分立”学说的局限——35——孙中山的五权分立理论，如同洛克、孟德斯鸣的分权理论一样，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孙中山对宪法的全部观念未能逾越出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范畴，虽批判了“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宪法，却没有把分权制度同国家实质联系起来考察，忽略了对国家本质的分析，只局限于政体和法律形式本身，形成“舍本求末”。因此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只能是“分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其次，“五权分立”学说的理论根据——“分权主义”对于其真正的民主政治实现并无决定作用。一切国家权力都是统治阶级意志表现，企图把国家权力和国家机构的必要的某种分工提升到“分权主义”的高度，并宣传它的超阶级性，这在客观上掩盖了国家权力鲜明的阶级性。·再次，孙中山在“三权”之外另加“二权”并无实际的积极意义。孙中山把考试权、监察权独立出来并寄于很大期望。其实，作为考试权和监察权，并无裨益于真正的“宪政”的实现。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分权主义”和西方国冢现行的“三权分立”的宪法的演化，它所独具的特点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到实施步骤、都包含有许多创造性的东西和丰富详实的积极内容。它的反专制、重民权、以法治国、五权分立、互相制约、监督的一系列设想，凝集了孙中山民主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组织方面以及在运行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参考、甚至批判地吸收。正如列宁所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干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峋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代表孙中山所没想的共和方案，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中国都是行不适的。由于我国的特定条件和社会背景，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理论原则，比“三权分立”处于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民主理论和政治原则，未来必将具有更加伟大的生命力。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224--225页。②《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3页。③《孙中山选集}中《军政府宣言》一文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④《孙中山选集》第580页。⑤《孙中山全集}第l卷，第330页。⑥同上，第l卷，第317--3]8页。《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一文。⑦《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⑧《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作者简介)崔丕军，男，30岁，1985年毕业于四乎师院物理系，1989年获东北师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现任四平师院外语系团委书记。王伟，女，27岁，1986年毕业于四平师院历史系，现任四平师院历史系满族语言研究所资料员。——36——松辽宇刊(社会科学板)1992年第3期总第(58)期论中国国‘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lC多党合作制的形成与发展赵英兰[内容提要)中国实行何种政党制度?资产阶级曾经尝试过，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宣告了它的破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以及多党合作的历史事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同时这一政党制度的发展，也是现实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D民国以，p：，资产阶级曾在中国实行过两党制、多党制、一党制。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没有政党和民主可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宋教仁等人为了确保资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极力主张实行英美式的“政党政治”，即由两大政党以合法手段进行竞争，或“组织政府，则成为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或“退而下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处于监督地位”。。在孙中山、宋教仁政党思想影响下，一时出现了历史上政党林立的局面，最多时达300个。政党间互相攻击，进行竞选，甚至组织所谓“国会”，产生了几届“总统”，号称要实行“民主政治”，颇为热闹。1913年来教仁积极组织“内阁政党”，其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成了多数派，获得参政西院全部870个议帘中的492票，威胁了袁世凯的封建统治，袁采取暗杀手段，将政党领袖宋教仁杀害。多党制刚一出现，很快夭折了，中国完全陷入了北洋军阀统治。孙中山从惨痛失败中总结经验，重组中华革命党，主张。以党治国”，实行“一党制”，即由革命党创立国家政权，巩固国家政权，由革命党实行党、政、军“三位合一”的一党政治。但是，孙中山“以党治国”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中华民国，先后发动“二次革命”、反袁护国、护法运动，大都失败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绝不允许在中国建立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根本无法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从1928年至1949年实行。一党专政制”长达20多年。蒋介石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政权后，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根本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存在和活动。抗战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又进一步演化为蒋介石个人独裁，蒋介石不仅掌握党政军大权和最高领导职务，还掌握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5种治权，以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国家所有权利全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之手。抗战——37——前，国民党在形式上虽然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抗战中曾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如召开国民参政会，扬言准备“立宪”、“还政于民”等等。抗战胜利后，与中共谈判召开旧政协，甚至达成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等协议。但是，国民党在高唱“民主”的同时，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封锁和围攻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与革命力量进行最后决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只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的法西斯专政，必然遭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反对，这种一党专政制，最后被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中一部分人站在超然的“第三者”立场上，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同意共产党的新民主义革命，而以英美为榜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实行多党议会制。但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不允许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多党制。1947年lo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民主党派中一部分人主张的多党政治和议会民主也宣告失败。历史发展完全否定了上述政党制度，它表明：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和议会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首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并存的历史格局。中国国民党曾经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将国民党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其执政22年中，其统治完全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愿，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1921年诞生时虽然很小，但是，由于它是中国社会中最革命和最先进的政党，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政治领袖。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处于国共两大政党以外的带有民主进步性质的政党。这些在中国土壤中生长的党派，由于存在自身弱点。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要求。但是它。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再加上国民党独裁统治剥夺了人民任向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它们便无法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大党，以实现其本阶级的要求。它们要根本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争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就必须向工农阶级寻求支持和合作。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Ho．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历史事实。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在众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务政党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与农民结成联盟，而且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结成联盟，壮大革命的队伍，最后战胜强大的敌人。为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进行两次合作。但都囱国民党的破坏而分裂。1949年，在国共两党最后决战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依靠人民的力量，埋葬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合作关系。民主党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了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大部分附合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基本上没有掌握·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得到好处。9·18事变后，这些中间阶级和阶层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面积极要求抗日，并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和斗争中采取了中立的立场。抗战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和民主的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阴谋和独裁专制的统治。抗战胜利后的旧政协和国共和谈期间，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3R——!的政策。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冲破国民党的压迫，进一步发展了合作关系，共同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斗争。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5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诤，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锦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民主党派第一次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从自己的斗争实践出发，最后作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选择。·再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确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采取了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在参加政权人员分配上各占l／3的组织形式。使得“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这种政权建设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型。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只能称之为共产党影响下的多党合作，因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处于在野党的地位。1949年lo月新中国成立，新生的国家政权采取哪种形式的政党制度，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而确定。中国革命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才是唯一可行的政党制度，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新生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务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又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政党。建国初期，政治协商会议是代行全国最高权力的机构，是统一战线的基本组织形式，又是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的组织形式。这样，通过国家最高政权机构建立了新型的政党制度，标志着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的正式确立与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发展，是现实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执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基本方针，多党合作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1949年lo月至1956年底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是我国多党合作制的确立、巩固阶段，(2)1957年至1976年，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多党合作制在曲折斗争中坚持和发展：(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道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多党合作制也得到了恢复、发展与完善，并逐步达到规范化、制度化。多党合作制的坚持与发展，是由中国现实国情决定的：·第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虽然早已确立，但是还不完善，发展生产力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所有制结构向多样性发展，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将出现大量的新的利益结构和新的群体。它们在根本利益方面有共同一致性，又在具体利益方面存在着差别和矛盾。这就需要有不同的政治集团来代表它们各自利益和要求，而民主党派就是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代表者和联系者。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党派为纽带，加强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必须的。．第二，是由社会主义初阶段上层建筑的特点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制还不完善、不健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有广泛影响。要改变上层建筑的落后局面，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各个阶级、阶层、政党、社团以及各方面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要求更加强烈，阶级和阶层意识、民族意识、政党意识和社团意识在新形势下将表现得更加活跃。这就要求我国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把充分——39——发挥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作用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台作制，是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人士参政、议政作用的最好形式。第三．由我国现阶段阶级状况决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劳动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再存在，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原来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带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变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由过去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又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相对曲立的社会阶层。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它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各民族少数上层人物、宗教界领袖等。此外，正在形成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它们既是目前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新成员，又是我国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上述各阶层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上与工人、农民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差别，他们需要民主党派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学习进步。这样有利于维护国家政局安定团结。第9g，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宏伟的战略目标是：i巴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需要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其中除了工农基本力量以外，还要调动好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智力集团”，即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民主党派所联系的成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又有许多人具有各方面的管理经验、业务专长，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还有不少人同港澳、台湾、国外华侨、华裔等有海外联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以及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五，由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由在野党变成执政党。其地位的变化，很、容易使一些党员滋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居功自傲、贪图享乐、以权谋私等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一些错误思想，又不断对党发生着影响，使党内出现一些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除了靠执政党自己起宋向缺点和错误进行斗争外，还要靠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批评监督。这对于防止党和政府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有很大的好处。因此，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发挥执政党领导作用的需要。总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和发展，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它是由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决定的。它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将继续发展与完善，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长期存在。直到“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期为止。Do注释：．①《光明日报}1979年)0月20日。②《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9页。⑧《沦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8页。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第348页。③《中国各民主党派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第89—90页。@《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M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68页。⑦周胆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第350页。C作者简介：赵英兰女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现任吉林大学历史系讲师。——40——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总第(58)期从“解放台湾”到“一国两制”一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历史发展王国君(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噬告台湾同胞书》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祖国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具体国情出发尊重和顺应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历史发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的统一竭尽全力，审时度势的气度与襟怀。自]949年台湾海峡两岸不幸分裂至今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直在寻求祖国统一的方式和方法。不论是“解放台湾”、“和平统一”还是“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尊重现实、对历史负责的远大胸怀。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历史发展，是认识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一国两制”政策，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强盛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自国民党溃退台湾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前的30年中，国共双方在海峡两岸形成严重的军事对峙。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解放台湾，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辅之以和平争取工作。这个方针的确立，是同国共激烈冲突与国际形势紧密联系的。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下野。蒋介石在下野前筹衡时局，知长江难保，便将四面环海、易守难攻的台湾选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据点，企图凭借台湾海峡，与大陆形成割据局面。随着大陆的基本解放，解放台湾就成为中国解放战争的最后任务。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指出中国人民的光荣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从此，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海南岛等沿海岛屿，并积极准备渡海作战，彻底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任务。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国民党残余意识到大厦将倾，朝夕难保。蒋介石传记作者董显光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oo做为台湾盟友的美国，面对这种局面，一方面为失去在远东的侵略基地而痛惜，另一方面又不敢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只能忍痛采取“旁观”立场。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说：“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的途径”，遗弃台湾的立场昭然若揭。正当蒋家小王朝走投无路，蒋记人物怀着凄凉悲伧的心情迎接灭亡时，远东局势骤变，给风雨飘摇中的蒋家小王朝举来了救命的稻草。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举发。美国认为，如果在远东北部失去南朝鲜，在南部失去台湾，则日本、菲律宾及东南亚反共国家将受威胁，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友共防线将出现缺口。所以，放弃了“旁观”国民党灭亡的政策，重新援助台湾。27日，杜鲁门发表声称“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命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陕，公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为保卫胜利果实，履行国际义务，中国人民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解放台湾问题被迫搁置。朝鲜战争，使蒋介石得到喘息机会，在美国援助下，蒋介石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龟扫荡、五年成功”的复辟目标。其间，国民党一面整顿内部，进行清党改造和“土地改革”；一面采取军事行动，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尽力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把美国拉入国共冲突之中，达到借洋人之力复辟的目的。这不仅使台湾海峡的局势空前紧张，而且给中国人民完成统一祖国的事业增添了困难。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又将解放台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美国此时也为使侵略台湾问题合法化，积极策划与台湾当局搞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中共中央研究了海峡两岸的情况，认为必须击破美蒋的军事联合，决定向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在“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为解放台湾，使台湾人民重回祖国怀抱，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②8月22日，中国共产党等19个党派和人民团体发表《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严正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指出“除蒋贼一人外，任何人都允许弃暗投明……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究的宽大待遇。”为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人民的立场，9月3日，解放军猛烈炮击金门，并以海陆空军协同在浙江沿海的大陈岛、一江山岛附近海域展开进攻，台湾海峡笼罩在大战在即的气氛中。在此情况下，酝酿以久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于12月2日在华盛顿签字。尽管这个条约满足了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武器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与美国侵略台湾合法的企图，但美国在此条约中表明共同防御的范围只是台澎地区，而不包括大陆与金门、马祖等地，以求这个条约的防御性而避免同中国直接发生战争。很明显，这个条约是美国玩弄“战争边缘’政策的产物。12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是一个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任何战争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为打击倚仗外国势力与人民为敌的台湾当局，1955年1—2月，解放军攻下了大陈岛，一江山岛。大陈、一江山岛收复后，海峡的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更不想以武力助蒋反攻大陆。美国的战略是撤防外岛固守台澎地区，最终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的，这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略发生了矛盾。此后，在金马问题上美蒋不断争吵。第二，一方面，蒋介石丢掉了大陈、一江山岛后，收缩了战线，强化了对金马及台澎地区的防御；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欲渡过150余公里的台湾海峡强攻有美蒋坚固设防的台澎地区，时机尚不成熟。若仅求攻下金马二岛，则无助于大局，又中了美国的愿望，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最后联系，使台湾孤悬海外，便于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大陈、一江山岛解放后，蒋军对东南沿海的封锁已被打破，不必顾忌蒋军对大陆的骚扰。第四，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就双方侨民问题开始会谈，都表示出进一步接触的愿望。基于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的政策，寻求以外交手段消除美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提出了“和乎解放”的主张。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不久，美国做出反应。建议在中立国举行大使级会谈。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毛泽东主席又进一步提出“爱国一家”、“不分先后”的政策。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曹聚仁时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是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②将中国共产党等19个党派和人民团体联合发表的《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与上述谈话相比，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的方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者强调武力解放，后者提出和平解放，“爱国一家”，“不分先后”。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情况下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没有得到坚决反共的国民党的回应，于是有1958年的第二次炮击金门。但不久，中共中央注意到美蒋在防守金马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矛盾，为挫败美国压台湾“划海峡而治”的阴谋，中共中央采取对金马攻而不取的政策，让这两个岛屿留在台湾手中，以保持与大陆的联系。接着，中共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台湾与大陆“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放”。此后，中共不断为争取台湾和平解放进行努力，于1965年成功争取了原国民政府总统李宗仁归国。应着重指出的是，此时中共的和平解放台湾，是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下，作为武力解放的辅助形式而提出的，基本点是和平统一后，两岸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一国一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受到干扰，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提出切合实际的新政策，只是高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空洞口号，双方军事对峙没有丝毫的缓解。尽管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然利用7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在外交上取得极大成功。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被恢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宣布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9月，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从此，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大溃退，至1978年与之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仅23个。这些，都为以后对台工作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一个不同以苎的对台政策和总体构想。就是通过国共对等谈判，在充分尊重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意愿的基础上，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开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新时期。：月30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提出“我们现在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实制度”。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扇名丈4只士傅朝枢时，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他说：我们要力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可以采取独特模式，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台湾可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邓小平的谈话，为统一祖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使用了“一国两制”的概念。他说，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这实际上明确了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同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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